另一个较为可能的原因是，部分医用耗材的所需量是被高估的。
高值耗材长期存在较大的不合理价格水分。2020年11月，首个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公布结果：冠脉支架均价从1.3万元“跳水”至700元左右，降幅达93%。2021年9月，第二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公布结果，人工关节平均降幅达82%。
金春林表示，过去因为高值耗材灰色收入空间大，过度使用医用耗材的情况比较普遍，当流通的相关利益链被斩断，耗材厂商和医院两头都“冷却”了。
按照带量采购政策，参与集采的所有医疗机构，根据前1-3年的平均采购量的70%预报并约定年采购量。利益驱使的动力消失，约定量又远远高于实际所需量，医疗机构便很难完成集采的规定任务。
集采带来的还有服务模式的改变。“医学界智库”查询发现，医院的人工关节中选产品分为“含伴随服务费”和“不含伴随服务费”两种。伴随服务包括提供合规的跟台服务、协助组装工具、必要的工具使用指导、手术操作培训等费用。集采之前，对于公立医疗机构而言，都是向患者统一按含伴随服务费价格收费。
在全国人工关节集采中，伴随服务也纳入竞价范围，但有厂家表示集采中中标的伴随服务价格完全不能覆盖厂家提供附加服务的成本。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本次人工关节集采伴随服务中标价格在50元到200元，而行业共识是一台人工关节手术服务费的成本在1000-1500元。比如在关节手术中需要动力工具，以及动力工具耗材锯片、吸引器、骨水泥等其他耗材。”
当利润空间被大幅度压缩，耗材厂家和经销商可能不愿再提供耗材以外的专业服务，或会造成整体服务水平的下降。
除此以外，集采耗材的大幅降价导致厂家对医师科研、临床教育的支持服务缩减，医师和医院利益受损可能会加剧对集采耗材使用的“消极性”。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或是破局关键
观察湖北省的通报名单，“医学界智库”还发现，被点名的多为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除上述原因外，知名基层医改专家徐毓才认为，疫情导致的业务量减少，可能是基层医院未达标的主要原因，“很多卫生院在此期间就没有看病”，他如是说。
基层医院也更可能存在报量不准的情况。“目前不可控因素较多，基层医疗机构在报量时可能未将疫情、临床使用状况和医疗技术进步等因素综合考虑其中。”徐毓才表示。
与湖北省情况类似，今年8月，河南省医保局通报的96家只采购非中选药品的医院里，大多数为一、二级基层医疗机构，与部分市、县的疾控中心。
对于部分医疗机构采购非中选产品过多等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基本医疗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项莉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采访时表示，“医疗机构采购非中选产品较多，主要是因为医院相关部门采购习惯和医务人员临床使用习惯问题，但也不排除个别机构出于利益考虑，未及时调整采购品种。”
项莉还提到，目前一些省市的医保局根据医院医保信用情况打分，授予不同医保信用等级医院，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的指标里体系里也有集采中标药品使用比例的指标。
而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不在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的范围内，集采医用耗材的使用与否，或许难以给予基层卫生机构充分的激励与警示。
针对于通报中存在的问题，湖北省医保局表示，将对违反相关规定和未履行承诺的医疗机构和企业进行通报、约谈，并按有关规定进行惩处。
而对于医生来说，集采后高值耗材进院给手术量和收入都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不少人更关注的是，究竟如何提升医院和医生使用集采医用耗材的积极性。
“将集采节约的医保资金，用于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才是提升医院和医生临床使用中选产品的关键，而这一调整目前仅在部分省市展开”，金春林表示。
来源：医学界智库
作者：王晓
校对：臧恒佳
责编： 崔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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