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受访对象认为，《流浪地球2》最重要的世界观拓展，是引入了“数字生命”“元宇宙”的概念。清华大学研究员林天强为这一概念的引入感到惊喜。他认为，片中图恒宇通过数字生命最后拯救地球的桥段非常动人：“他揭示了无限的可能，表明‘元宇宙’和‘星辰大海’是可以互相融合的，人工智能加数字生命的‘元宇宙’，会帮助我们度过2500年的漫漫旅程。”
林天强认为，歼-20C与无人机作战、核爆月球也都是有趣的角度，加入“元宇宙”元素，则体现了郭帆团队对当下技术趋势的敏锐性。尤其是图恒宇这个人物，接入了“数字生命”，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设定。
片中，图恒宇为了给去世的女儿“完整的一生”，其“自私”的选择或许差点危及整个人类的安全。陈旭光提到，这是一种“为了孩子什么都可以做”的中国式的感性。但影片最后，“数字人化”的父女俩又为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这样的故事设定非常值得回味。
在丰富科幻设定的同时，影片中也充分融入了中华文化元素。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表示，影片中“流浪地球计划”的前身叫“移山计划”，明显取自“愚公移山”的典故，这是基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同时也展现了“舍生取义”等中国传统的悲剧意蕴，彰显了影片本土化的特质。
陈旭光认为，不同于如《2012》等西方科幻作品中“造一艘诺亚方舟去流浪”的想象，“流浪地球计划”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园意识和乡土情结，也更注重最大限度地拯救所有人，而不是用残酷的抓阄方式来决定人的命运，这样的方案，更符合典型的中国式想象。影片国家意识非常强烈，完全可以归入科幻题材的“新主流大片”之列。
影视改编
引入“数字生命”拓展作品世界观
《流浪地球》前作与续作刚好是在2019年和2023年的春节档上映，《流浪地球2》的表现也证明：中国电影并没有因为票房萎靡而停止成长，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探索也一直在朝着纵深发展，并充分体现在当下正处于迭代中的新的电影形态上。
例如，《流浪地球2》采用虚拟拍摄的方法将影片的基本架构提前预演了一遍，让主创能通过“可视化”剧本提前感知到每个置景和具体的氛围。孙佳山认为这是有全行业意义的探索：“它是超越了过去绿幕拍摄、绿幕抠图的新的形态的电影，既保证了视觉效果，也压低了成本，还缩短了制作时间，是真正的高概念电影。”
刘慈欣的原著里没有前传，因此《流浪地球2》的创作并非“从1到2”，而是“从1到0，再从0到1”。也就是说，对于原著小说的还原，《流浪地球2》更多是执着于精髓与气质。
陈旭光认为，像《流浪地球》这样结构宏阔、视野开阔、有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小说，在改编时更适合于改成宏伟壮观、气魄宏大的作品。但原著小说是中篇，人物不多，也缺少性格化和故事情节强度，电影版则虚构了不少人物、细节、情节，这是非常必要的。
和詹姆斯·卡梅隆找生物学家和语言学家为潘多拉星设计了全套生态和文化一样，导演郭帆也组建了包含20多位科学顾问的专家团队，书写了十几万字、多达100多页的世界观设定。
韩桂来是科学顾问之一，他告诉记者，这个世界观涉及天体物理、物理、人工智能、地球科学、力学等部分的内容。除了“世界观”的部分之外，还涵盖了“方法论”，这当中，科学顾问更多是提供咨询意见和思路启发。
炫酷的太空电梯、坠落的空间站、60小时的地球时间设定、数字生命的技术呈现与哲学探讨……科学家作为智囊团对于电影创作的程度之深，在我国科幻电影的现有案例中，尚属首次。
《流浪地球2》科学工作执行制片人王姝举例两个片中的小细节。科学顾问们根据太阳系各天体的温度，推测出地球启航后不同年份时地球温度的变化，并根据剧情发展设计了地球气温、气压，甚至风速变化的对应模型，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24小时制需要调整为60小时制”。
片中“逐月计划”的设计，则是在天体物理组提供详细的月球信息的基础上，由理论物理组的老师们设计出来若干个可能的方案，编剧团队再根据电影的需求做出选择，最后由视效团队完成月球“自爆”的视觉呈现。
王姝表示，严格来说，《流浪地球》是改编作品，《流浪地球2》应该看作一部原创作品——除了原著中的“地球必须和人类一起走”的设定，第二部的世界观架构、人物关系、情节设定都是全新的，充满想象力和对全新问题的反思。
孙佳山也提到，到了第二部，影片更多只是借用了《流浪地球》小说的基本设定。刘慈欣其他作品的一些桥段、场景都被融入进来，“它变得更综合、更复杂”。
科影融合
鼓励青少年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科幻电影与科学顾问的合作，更多是为了让画面、情节中的细节更符合影片所构建的逻辑基础，以更好地向大众推广科学和技术概念，激发大众讨论和思考的热情。
韩桂来注意到，最近网络上有不少朋友开始讨论《流浪地球2》中的各方面问题，尤其是“太空电梯”“数字生命”等科学设定。
韩桂来相信：“科幻电影有利于人们走近科学，有利于鼓励下一代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林天强认为，“科影融合”的尝试，对中国电影工业水准的提高，避免影片出现明显的科学谬误，提高大众对科学常识的认识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8月，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对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加强扶持引导的10条政策措施，提出将科幻电影打造成为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新动能，又被称为“科幻十条”。
早在“科幻十条”出台之前，中国科协就开始着手多项科学与影视融合的探索实践。作为中国科学与影视融合项目发起人，王姝先后担任过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监制、《独行月球》策划/科学顾问等。
在这个过程中，王姝感受到科学家参与电影创作的空间更广阔了，他们发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剧本创作、影片制作阶段，还可体现在电影宣发阶段。“科学家对电影科学设定的阐述，对观众来说也会是很新鲜的电影解读角度。”她期待，未来，国产科幻电影可以像设置美术、视效等一样，设置专门的科学制片人、科学监制等，从创作、制作和把关等不同环节，为科幻电影项目保驾护航，赋能提质。
2021年12月，中国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了精彩的太空科普课。“在现实中，中国的空间站都可以开直播了。”王姝认为，电影的想象力还可以进一步绽放。
除了像《流浪地球》这样重工业型的科幻大片，陈旭光认为，中国电影和中国科幻电影的生产格局也应该是多元丰富的，也要鼓励一些成本不一定很高的软科幻或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科幻类型电影。
孙佳山表示，像主要采用虚拟拍摄的《刺杀小说家》，还有科幻喜剧《疯狂的外星人》等，都是有益的尝试。“《流浪地球》属于‘阳春白雪’，我们同时也要有更接地气，和普通人的生活产生链接的作品。”孙佳山说。
陈旭光说，不论是电影领域里的《流浪地球2》的成功，还是《三体》动画版和电视剧版的陆续推出，都让他感受到了国内科幻影视创作领域的可喜变化。
陈旭光特别提到，科幻现在成为了一种重要元素，渗透、融合在很多其他类型电影中，如喜剧电影《独行月球》，主旋律电影《我与我的父辈》第四部，甚至还包括很多“儿童向”的动画电影。例如粤产动画电影系列《熊出没》系列，去年春节档的《熊出没·重返地球》和今年春节档的《熊出没·伴我“熊芯”》均有不少科幻元素。
“这个现象让人惊喜，说明中国青少年的科学意识越来越强了，想象力越来越丰富了，越来越面向未来了。它也许意味着，一个我多年来呼吁和期盼的‘想象力消费’的时代真的来临了。”陈旭光说。
【记者】刘长欣
【作者】 刘长欣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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